过度杠杆化和楼市泡沫是中国经济两大罪魁0高压泵

过度杠杆化和楼市泡沫是中国经济两大罪魁

即使会承受一定的代价，中国也应该有策略地进行政策调整，解决过度杠杆化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

经过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实际GDP将下降至7%，这或许暗示着中国经济将长期疲软并最终导致硬着陆。那么，西方国家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合理吗？这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向更注重消费和更加可持续增长转型的阶段，增速放缓是可以接受的。一分为二来看，那些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国家，特别是资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环境；相反，另一部分国家将受益于中国消费群体崛起，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是一个微妙的、具有风险的过程。国内外市场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转型偏离预计方向。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削弱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放缓凸显了这些担忧。中国已经进入“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并即将推出“十三五”规划，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在避免经济出现危机的条件下，如何坚定地推进经济调整和改革。

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12000美元，接近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对中国债务状况、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影子银行风险等问题的普遍担忧，中国陷入这一陷阱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对于上述风险十分谨慎，也有应对策略、承诺和工具。中国在过去8年里一直在反思其发展战略，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被视为奇迹时，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指出，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

“四不”问题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广泛讨论。2011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决定要改变过去的增长模式，将中国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出口和投资拉动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并拉动国内私人消费。

该规划提供了一套制度框架来支持经济转型，即通过发展新兴服务业来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恐慌心理驱动的预防性储蓄。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一。服务业和城镇化发展动力增强，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甚理想；医疗和养老计划覆盖面有所扩大，但资金却严重不足。结果就是，中国家庭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不愿意扩大消费。

针对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单独”两孩、户籍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此外，到2020年国有企业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将从15%提高到30%，并将实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降低中国家庭的不安全感大有帮助，从而推动中国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

中国决策者还迈出了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强化政策执行力。政府治理也是经济结构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可以使得改革冲破权力阶层、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的阻力。

对中国当前经济放缓需要在上述背景下进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2015年经济增速换挡至7%，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10年的43%提高到47%。目前这一目标已提前实现，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2%，不仅超过了2015年的目标，而且远远超过制造业42.6%的比重。

当然，也不能对中国经济疲软掉以轻心。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经济长期放缓，不过近期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数据显示，支撑旧增长模式的工业和出口放缓表现最为明显。2015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6.1%，出口同比下降6.1%。与此同时，支撑新模式的服务业和消费表现相对亮眼，服务业和国内私人消费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很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放缓反映了转型调整的特点：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在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依旧乏力的背景下，这种转型显得更为紧迫。

同时，持续低迷的经济数据应该引起决策者的警惕。近期的货币政策符合审慎的宏观调控立场。经过几轮降准降息，中国决策者似乎把7%的GDP增速视为底线。这意味着如果后续数据仍然表现不佳，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宽松。

如果经济真的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空间。因此，中国应该坚持正在推进的结构转型和改革，改革倒退将使得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经济放缓既是风险也是机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个新变化只有好处。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类似，到2025年，预计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从2014年的48%上升到60%左右。

快速增长但仍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业的潜力是无限的。相较于美国典型的服务型经济，中国的批发零售、休闲娱乐、专业服务、医疗等行业规模还很小。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中国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首先，服务业是消费需求的基础。水电、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是社会和谐幸福的基础。没有以服务业为基础的零售和批发分销网络，家庭也不可能成为活跃的社会成员。没有交通运输、酒店、娱乐设施等服务，他们也不可能把劳动收入花在休闲娱乐活动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几乎都严重不足，更不用说提供法律、会计、咨询、财务、软件工程师这样更为成熟的专业服务。

其次，服务业是经济较慢但更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有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增长速度都要慢于靠工业扩张的经济体。对中国而言，这不会对吸纳就业造成压力，中国的单位GDP产出下服务业吸收的就业数量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这意味着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下，中国只要达到7%的GDP增速就能够实现其就业目标，而过去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则需要10%的GDP增速。

再次，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可以帮助中国兑现其提高增长质量的承诺。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碳排放量极小，这对于减少环境污染至关重要。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和服务业就业增长是齐头并进的。中国最新的城镇化规划指出，到2020年要使得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人口进城的过程中要提供有偿的就业岗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相当于农民人均收入的3倍。因此，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能够提高个人收入和刺激消费，还能有效减少贫富差距，这是未来中国重要的质量目标。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合理的经济基础。

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对全球同样如此。我估计中国服务业规模在未来10年将增长12万亿美元(按当前汇率计算)。不过与以往其他国家发展服务业的案例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有所不同。在中国，服务被认为是不可出口的，所以绝大部分服务业都是由国内企业在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提供。但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大部分服务业都可以通过离岸平台进行跨境交易。

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服务业深化改革、放松管制和放开国内市场的乐观假设下，12万亿增量中，国外服务提供商将分得4-6万亿美元的“蛋糕”。国际投资者能否这一机会取决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曾通过规定合资企业股本比例来限制跨境投资，以此保护本国的关键行业，比如服务业中的金融业就是典型的被限制对象。现在已有的双边机制还远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十三五”规划展望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中长期的政策框架和导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三五”规划不会与接近尾声的“十二五”规划有根本的不同。

尽管现在评断还为时过早，但笔者相信，与“五五”规划(1976-1980)中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以及“九五”规划强调产权制度改革引发第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相比，“十二五”规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笔将会载入史册。前两项规划为中国发展成为制造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二五”规划则为后来向消费型经济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基本框架。

展望“十三五”规划，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中国会坚持2011年提出并于2013年细化的发展路线。当然没有人能保证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是平稳的。为了减少意料之外的变数，中国在推进经济转型战略时应该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加以调整。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很多“十二五”规划中的不足之处，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可以预见“十三五”规划也将会提出一些有关发展服务业、拉动消费和推动私人部门增长的细化政策。笔者建议，在接下来的规划中，中国应阐明其对社会保障的责任、环境恶化和污染的挑战，制定详细的金融改革时间表。

最后，相信“十三五”规划会特别涉及到中国正在不断提高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过去长期依赖于出口导向政策，但随着对内需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也将扮演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即成为全球消费的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在重塑全球消费格局的过程中，中国必然会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十三五”规划将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重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健康卫生。

处在十字路口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紧要关头，同时还面临着全球经济疲软的严峻挑战。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渐密切，中国经济转型将对其他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情绪：过去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则是因为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扩张。我们也相信，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实现转型，仍将获得高速增长的机会。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的雄心勃勃的项目，将帮助中国经济与亚洲、欧洲以及非洲国家加强联系。正如中国过去依赖外需来发展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如今中国寄望于这个全球一体化战略来实现其下一步增长目标。

基于二战后世界格局重建和经济发展的教训，中国充分认识到参与秩序建设的重要性，于是主动设立了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投资银行两家贷款机构，旨在填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缺口。美国将这视为一种威胁，认为撼动了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地位。中国当然不这么想，新的金融机构不仅仅是现有机构的补充，而且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

由此，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它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威胁还是机会？从理论上讲，答案非常简单。中国成功转型给世界所带来的机会要远远大于威胁。中国经济可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同时可以刺激其他国家的总需求。但在实践当中，还面临着贸易摩擦、货币和商品价格分歧、资源压力等等，更不必说中国崛起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付出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代价，并且很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考虑到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结构调整和改革实际上没有回头路可走。中国应该有策略地调整政策，解决过度杠杆化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而不是放弃改革和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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